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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师费谁承担? 在建工案件中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诉后，在合同未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的情况下，能否主张律师费和保全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审审查中给出回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年，万某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产对此明知，仍与之签订《工程承包意向书》，将旧城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万某。 2016年，宏星房地产与华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后华宇公司与万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旧城改造项目转包给万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万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结清工程款，也未办理竣工验收。 万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宇和宏星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工程进度款686万，律师费20万，保全费用2.7万及逾期利息1657万。 一审法院判决—— 支持386万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就律师费和保全费，因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均为万某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该费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且非因诉讼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学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某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某支付工程款386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万某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的问题。 尽管万某与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但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经被擅自使用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抗辩，拖延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属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额外消耗和万学才的额外支出。 且万某因此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既是其为对抗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为的额外支出，也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万某主张的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万学才工程款引起，万某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提供保全保险的方式进行财产担保，系万某为实现其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万某的损失。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宏星房地产和华宇公司支付万某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其它项予以维持。 华宇公司和宏星房地产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某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故对宏星公司、华宇公司主张不应承担律师费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达成和解协议但交付的汇票无法承兑，能否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鲁法案例【2023】643 原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但交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协议提出执行异议，法院该如何处理? 案情简介 在史某与曾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万元。2021年4月19日，双方达成《协议书》，约定：85万元债务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额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抵付，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 后来史某承兑汇票时发现，因第三方公司财务问题，该汇票无法被承兑。该汇票现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的状态，故史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调解书履行给付义务。被执行人曾某提出异议，认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毕85万元给付义务，史某债权转移和变现的风险应当由史某依法承担和依法解决。 申请执行人史某称，不同意曾某所提异议，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交付票据履行本案义务，但曾某需保证该票据最终被承兑。现在该票据不能被承兑，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义务，史某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曾某是否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本案中，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后，双方在执行前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后申请执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义务为由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异议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之后，就本案债务达成协议书，约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即表示该民事调解书项下曾某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在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在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未能成功兑付。即使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但因为票据未能成功兑付，曾某并未履行完毕本案义务。 申请执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立案执行，并依照法律规定向被执行人曾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裁定驳回曾某提出的执行异议，经济南中院复议并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后、执行立案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产生阻却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调解书后，史某与曾某在执行前自行达成《协议书》，此后，曾某虽然按约定向史某交付商业汇票，但并未成功兑付，史某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并未获得清偿。曾某在和解协议中承诺“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协议书》，史某有权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元甲案例】婚内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吗?离婚时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刘先生与90后的林女士经介绍认识，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背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悄然降临。自从孩子出生后，家庭开销逐渐加大，由于两人工作收入较低，夫妻俩人觉得网店生意能赚钱，于是在2019年，两人经过协商入驻了网购平台经营一家网店。原本希望开网店能够赚钱弥补家庭开支，但没想到由于两人对于经营网店没有经验，没过多久网店生意亏损欠了十万块钱。年轻的小夫妻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再加上养育孩子花销不断增长，林女士和刘先生开始入不敷出。 掉入网贷的深渊无法自拔 两人在金钱的压力下开始了网贷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间，林女士先后从××贷、××优品、××月付、×音、××白条、××花、××易、××借条、××卡、××花呗、××分期、××借等十几个平台进行借款，同时林女士还向亲人分别借款12万元、3.1万元、3万元等多笔借款。起初，这只是用来应对临时的金钱周转难题，但在一次次的还贷压力之下，他们发现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利息也越来越高。于是二人开始刷信用卡、借网贷用于偿还欠款，加上日常生活开销较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及利息越积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网络平台债务19万余元及他人欠款18万余元，刘先生为了给林女士偿还平台债务，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万元。网贷的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两个人矛盾越来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围也开始恶化。 高额债务到底由谁承担 林女士责怪刘先生在家庭财务上的管理不善，刘先生则觉得林女士过于挥霍浪费。渐渐地，他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争吵和长时间冷战。 最终，两人决定结束这段感情，但在谁承担家庭债务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谁也不愿意多承担债务，因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且要求28万元债务由林女士自己来承担。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万余元债务，实在是无力承担，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团队，希望元甲律师能够帮助自己谈判，希望刘先生名下的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承担。 调解离婚 债务各自承担 元甲专案组开始指导林女士收集证据资料，准备应诉。在起初阶段，刘先生态度非常坚决，不接受庭前调解。 庭审过程中，元甲律师据理力争，指出无法证明这个债务属于林女士的个人债务，而且林女士这边的债务金额更高，需要分割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财产。在元甲律师积极向法院争取调解下，最终迫使刘先生同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协议，刘先生的个人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来承担。成功调解离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开心，表示“元甲律师为他们排忧解难，调解结果达到了心理预期，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元甲律师真是个精英团队”!

2022年7月23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某小区院内，50多岁的赵女士和儿子、儿媳、孙子一家人晚饭后悠闲散步。 赵女士在踩到一个看起来外观完好的井盖时，不料井盖竟然发生了180度翻转，致使赵女士坠入7米深的污水井中。 赵女士家人立即向消防队求助，将赵女士从深井中解救出来并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坠落深井造成赵女士胸椎骨折、腰椎骨折、胫骨平台骨折、踝关节骨折等全身多处损伤。 出院之后，赵女士及家属多次找物业公司沟通赔偿款的事情，但是物业公司认为“赵女士要的赔偿款过高，而且物业公司已经垫付了医疗费28万元”，不同意对赵女士进行合理赔偿。 委托专业人员才能安心休养 赵女士的家人对于物业公司拒绝赔偿的态度非常气愤，但是也无计可施。一家人为了赔偿的事情急得焦头烂额，导致赵女士无法安心养伤，子女也无法安心工作。 经过一家人商量后，一致决定委托律师来办理，这样既能更快速地要回赔偿款，伤者及家人也能节约时间，各自安好。 经过充分的咨询沟通，在2022年9月2日，赵女士正式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帮助自己拿到应得的赔偿。 元甲律所专案组研究案情，积极指导赵女士准备录音、现场照片、医疗费用票据等各类证据材料，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合理赔偿。 03物业公司担责 获得满意赔偿 为了避免物业公司对赵女士伤残情况不认可，元甲律师为赵女士申请了诉中伤残鉴定和三期鉴定。 经鉴定赵女士的伤情构成一处九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伤残赔偿指数25%;建议误工期为210日、护理期为120日、营养期为120日。 庭审过程中，物业公司为了逃避自身责任，辩称“赵女士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部分责任”。 因此，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为责任的承担问题。 针对责任问题，元甲律师专业解析，并具体分析事故发生过程： 事故发生时，虽然未天黑，但涉案井盖位于小区居民日常通行的道路上，外观完好，看不出任何异样，也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识，任何人经过井盖都无法知悉井盖损害的情况，无法对此作出判断并采取措施，故赵女士作为小区居民不应当承担责任。 而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者，未进行安全排查，在明知井盖位于主干道常年被货车碾压损坏的情况下不作为，导致赵女士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理当承担全部责任。 法官十分认可元甲律师的庭审意见，一审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赵女士不承担责任，由物业公司除已垫付的医疗费28万元，另外赔偿赵女士52万余元。 赵女士以及家人对赔偿金额表示非常满意!历经一年的时间，元甲专案组温暖陪伴当事人及家人度过了每一个艰难的时刻，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终于圆满解决了他们的难题! 律师点评 只有委托专业律师，对案件进行专业的分析，才能制定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策略，最大限度为当事人争取利益。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儿子欠钱不还可以要求父母偿还吗： 自古以来无论是“父债子偿”还是“子偿父债”都被道德约束为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也深受社会广泛认可。但随着现代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是否要“子偿父债”，还要根据债务纠纷的具体情况而定。 ●子女在世● 首先，子女借钱是子女与债券人之间的行为，无法对父母产生约束。 我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可以看出，借款合同的约束力仅限于合同双方，是谁的债务就该谁还，父母并无义务偿还。 ●子女离世● 如果子女早逝，同时给父母留下一笔遗产被父母继承，那么父母就需要在继承财产价值范围之内，对“儿子”的债务具有相应偿还责任。 子女成年后欠下的债，在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只能要求其个人偿还，父母不具有连带责任。 但现实中，一些债主往往抓住孩子父母对于子女的疼爱，对方欠钱不还就去找对方父母要钱，甚至使用极端手段，其实这种做法往往无法获得法律支持，有些极端的讨债还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