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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审查如何避开“坑”?《民商律师分享会——合同纠纷专题》防范合同风险!合同审查一般包含3个阶段：合同签订前、签订时以及合同履行中。邢颖律师指出，在每个阶段中要关注“人、财、物”的安全性，在合同签订前要对签订方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一方面是对主体的形式审查，另一方面是对主体的实质性审查。 针对合同签订方的审查内容包含多个方面，例如对方是否具有独立签订合同主体的资格、企业经营范围、是否有履约能力、资信能力、注册资金的真实性、验资报告的真实性、会计资料的审查、股东的审查、固定资产变现能力、流动资金是否充足等，需要对此逐一排查核实。 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合同审查相对来说流程繁琐、专业性强、难度大，对此邢颖律师建议，一定谨慎对待，要咨询专业律师进行处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天用案例】官司赢了，被执行人仍不还钱，怎么办？丁女士与王某是多年的朋友关系，进入四十不惑年龄的王某，近年间却不务正业，养成了游手好闲、沉迷赌博的恶习。2022年初，王某以家庭生活需要为由多次向丁女士借款。 2022年1月23 日，在王某的花言巧语下，丁女士头脑一热，以自身征信为王某办理了贷款事宜，王某全程指导丁女士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存款等多种方式将贷款转入王某指定的账户。 上述操作一气呵成，等丁女士冷静下来多方思考方知自己是被骗了!好在丁女士幡然醒悟，并及时进行补救措施，她强烈要求王某出具欠条，确认截至2022 年1 月30 日，王某共欠付丁女士借款金额730000元，逾期月息为 1.2%，且承诺完全由王某承担所有贷款费用并按银行分期要求偿还贷款。 虽然手里握着欠条，丁女士仍然没有能够高枕无忧!借款到期后，王某随即开始拖延还款，丁女士多次催讨，王某未全额还款，仅偿还了123000元，且王某事后承诺给丁女士的30000元借名贷款报酬费也未支付。 因王某严重违约的不诚信行为，丁女士面临着巨额还贷压力，经济上与心理上均遭受重创。丁女士为了尽快要回借款，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咨询委托。 天用律师指导丁女士收集各方面的证据并积极准备诉讼资料，立案至法院。在天用律师的全力争取下，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王某分期进行偿还丁女士 67万元、贷款委托费 3 万元、律师费 11万元、保全担保费 1000 元。 官司赢了，本以为王某会乖乖还款，万万没想到双方达成调解书后，王某一直未予履行还款责任，还以种种理由拖延!本案在北京西城法院审理，天用律师催促法院做了几次与被执行人王某的谈话，让法官亲自见证被执行的言而无信与蔑视法律的威严，为后来的拘留埋下了伏笔! 在一次约定好的谈话中，被执行人又出尔反尔，这下彻底惹怒了法官。天用律师趁势申请拘留被执行人，得到批准!最终被执行人被拘留15天。 后来经过天用律师和解谈判，被执行人现行每月还款5000元，丁女士对天用律师的尽职尽责非常感动，对此结果也很满意，给天用律所送来了锦旗!

达成和解协议但交付的汇票无法承兑，能否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鲁法案例【2023】643 原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但交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协议提出执行异议，法院该如何处理? 案情简介 在史某与曾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万元。2021年4月19日，双方达成《协议书》，约定：85万元债务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额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抵付，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 后来史某承兑汇票时发现，因第三方公司财务问题，该汇票无法被承兑。该汇票现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的状态，故史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调解书履行给付义务。被执行人曾某提出异议，认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毕85万元给付义务，史某债权转移和变现的风险应当由史某依法承担和依法解决。 申请执行人史某称，不同意曾某所提异议，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交付票据履行本案义务，但曾某需保证该票据最终被承兑。现在该票据不能被承兑，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义务，史某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曾某是否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本案中，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后，双方在执行前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后申请执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义务为由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异议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之后，就本案债务达成协议书，约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即表示该民事调解书项下曾某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在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在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未能成功兑付。即使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但因为票据未能成功兑付，曾某并未履行完毕本案义务。 申请执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立案执行，并依照法律规定向被执行人曾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裁定驳回曾某提出的执行异议，经济南中院复议并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后、执行立案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产生阻却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调解书后，史某与曾某在执行前自行达成《协议书》，此后，曾某虽然按约定向史某交付商业汇票，但并未成功兑付，史某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并未获得清偿。曾某在和解协议中承诺“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协议书》，史某有权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元甲案例】婚内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吗?离婚时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刘先生与90后的林女士经介绍认识，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背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悄然降临。自从孩子出生后，家庭开销逐渐加大，由于两人工作收入较低，夫妻俩人觉得网店生意能赚钱，于是在2019年，两人经过协商入驻了网购平台经营一家网店。原本希望开网店能够赚钱弥补家庭开支，但没想到由于两人对于经营网店没有经验，没过多久网店生意亏损欠了十万块钱。年轻的小夫妻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再加上养育孩子花销不断增长，林女士和刘先生开始入不敷出。 掉入网贷的深渊无法自拔 两人在金钱的压力下开始了网贷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间，林女士先后从××贷、××优品、××月付、×音、××白条、××花、××易、××借条、××卡、××花呗、××分期、××借等十几个平台进行借款，同时林女士还向亲人分别借款12万元、3.1万元、3万元等多笔借款。起初，这只是用来应对临时的金钱周转难题，但在一次次的还贷压力之下，他们发现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利息也越来越高。于是二人开始刷信用卡、借网贷用于偿还欠款，加上日常生活开销较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及利息越积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网络平台债务19万余元及他人欠款18万余元，刘先生为了给林女士偿还平台债务，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万元。网贷的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两个人矛盾越来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围也开始恶化。 高额债务到底由谁承担 林女士责怪刘先生在家庭财务上的管理不善，刘先生则觉得林女士过于挥霍浪费。渐渐地，他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争吵和长时间冷战。 最终，两人决定结束这段感情，但在谁承担家庭债务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谁也不愿意多承担债务，因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且要求28万元债务由林女士自己来承担。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万余元债务，实在是无力承担，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团队，希望元甲律师能够帮助自己谈判，希望刘先生名下的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承担。 调解离婚 债务各自承担 元甲专案组开始指导林女士收集证据资料，准备应诉。在起初阶段，刘先生态度非常坚决，不接受庭前调解。 庭审过程中，元甲律师据理力争，指出无法证明这个债务属于林女士的个人债务，而且林女士这边的债务金额更高，需要分割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财产。在元甲律师积极向法院争取调解下，最终迫使刘先生同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协议，刘先生的个人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来承担。成功调解离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开心，表示“元甲律师为他们排忧解难，调解结果达到了心理预期，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元甲律师真是个精英团队”!

【元甲案例】丈夫婚内给网恋女友转账200万，是借款还是赠与?妻子有权要回吗? 2008年，汪女士与薛先生在相爱相知的加持下，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但相爱容易相处难，十几年的婚姻生活磨灭了曾经浓烈的爱，他们的感情也逐渐变得疏远起来。近几年，薛先生在工作之余逐渐迷恋网络游戏。2021年，薛先生在机缘巧合之下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开朗活泼、温柔体贴、年轻貌美的90后丹丹(上述人物均为化名)。两人志趣相投、相谈甚欢，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后二人迅速发展成恋人关系。在恋爱期间，薛先生陆续给丹丹转账合计100万元。在交往了2个月后，薛先生向丹丹坦白了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丹丹没有拒绝，且表示自愿与薛先生继续交往，并再次向薛先生索要款项。因为之前薛先生已经向丹丹转账100万元，眼下手里没有款项，丹丹就介绍贷款公司给薛先生，薛先生贷出款项再次转给丹丹使用。对丹丹持续索要款项的行为，薛先生感觉就像跌入了无底洞，他心生不喜并拒绝了丹丹的无理要求。丹丹拿薛先生婚外情一事要挟，薛先生担心东窗事发，无奈又再次转款，转款同时并附言让丹丹还款。面对丹丹的不断逼迫，薛先生前前后后合计向其转账合计200万元。 无底洞 • 陷入困境 但高额的贷款让薛先生无力承担、苦不堪言，加之妻子汪女士对自己不断怀疑与追问。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薛先生不得不主动向汪女士坦白出轨及转款的事情。汪女士听到后如同晴天霹雳，情绪反应很大，一顿情绪发泄之后，理性的汪女士很快冷静下来，面对丈夫的忏悔与道歉，她选择了宽容与原谅。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转给第三者的200万元款项要回来!汪女士多次与丹丹联系，要求丹丹出具借条并尽快还款。丹丹不但没有对汪女士的身份忌惮和不安，反而非常嚣张，表示“是薛先生隐瞒已婚事实，欺骗了自己，对200万元的借款数额不认可，其中有一部分款项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花销”，拒绝还款。 财产保全 • 要回200万 面对丹丹无理辩三分的态度，汪女士决定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帮助自己维权，但就转款性质是借款还是赠与有争议。根据案情核实，元甲律师通过证据资料核实确认薛先生与丹丹之间没有借贷合意，转款属于赠与，且违反公序良俗。元甲律师积极推进案件，对此进行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法院将丹丹名下的存款均予以查封冻结，后案件很快开庭。庭审中，丹丹辨称薛先生1万元以上转账是借款，1万元以下款项在恋爱期间已花完，不同意偿还。元甲律师对此观点进行有力驳回，并阐述我方的证据事实与法律依据。案件历经4次开庭，期间，元甲律师为维护当事人权益不懈努力!最终法院认可了款项属于赠与的主张，判决丹丹向汪女士还款200万元，汪女士全部诉求得到支持!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